不管人們承不承認，公眾日常生活越來越離不開智能手機：從起床的鬧鐘提醒，到學習的單詞背誦，再到工作的任務指派。與之相應，智能手機也日趨普及，尤其在我國得到迅速“落地”——去年，我國智能手機用戶首次超過5億人，成為智能手機用戶最多的國家。

　　眾所周知，智能手機的功能基本靠軟件完成，因而跟智能手機一樣，手機軟件同樣競爭激烈，為搶占市場，各大軟件公司不斷推陳出新。一方面，層出不窮的手機軟件，滿足了人們生活、工作、娛樂、情感等多方需求，給公眾生活帶來了極大便利——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餐館，高鐵飛機余票多少價格幾何，最新最熱的新聞資訊，都可通過手機軟件找到答案。

　　另一方面，泛濫的流氓軟件給機主帶來諸多傷害。強行捆綁推廣其它無關應用軟件，惡意吸費，未經用戶同意便收集和使用用戶個人信息，等等。一旦被流氓軟件“攻陷”，智能手機就不再是“帶著體溫的媒體”，而是隨時可能騙人錢物的“騙子”。從過往新聞報道看，不少手機詐騙，都是通過流氓軟件完成。前不久，青島一IT工程師就因“改號軟件”作祟，在40天內被騙上千萬。連“懂技術”的人都逃不過流氓軟件之殤，更遑論普通的機主。

　　手機流氓軟件侵害了機主利益，擾亂了正當的市場競爭秩序，理應進行清理和責罰。不過，流氓軟件一是隱蔽，其安裝和運轉用戶不完全知情;二是強制，并沒有得到機主認可;三是持續，一旦安裝往往無法正常卸載和刪除。這種未經許可、悄悄進行、賴死不走的軟件，即便是工信部問責督辦，依然屢禁不絕。譬如，工信部在今年二季度就曾通告80款問題軟件，并進行責任追究，然而三季度的技術檢測中，再度發現35款不良手機軟件。流氓軟件之“流氓”，可見一斑。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禁止流氓軟件“耍流氓”，還須多方著力。一則，加大對流氓軟件制造商的懲處力度。僅僅通過工信部的問責、工商部門的督辦依然不夠，行政問責之于流氓軟件的震懾依然不足，應將流氓軟件的治理納入到法律軌道，通過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為軟件的“流氓化”劃一道清晰紅線，必要時可以將其納入刑法評價體系之內，痛下問責之手，不給流氓軟件喘息的空間。二則，呼喚互聯網企業扭轉畸形生存之道。在互聯網“飛入尋常百姓家”初期，蕪雜的軟件市場上，強行捆綁雖不合理，但客觀上帶來了開疆拓土之效，可隨著惡意吸費、個人信息泄露等違法行為頻現，互聯網企業應盡快轉身，通過提升產品，用更貼心的設計、更完善的質量和更走心的服務，健康地贏得市場和用戶。

　　流氓軟件關乎每一個手機用戶的人身與財產安全，理應大力整頓。加重責罰，重塑健康的手機軟件市場，方能還公眾以安全的手機網絡環境，“互聯網+”也才能真正惠及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