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遺忘權”作為一項私權利被確立，在未來會出現公民個人與互聯網巨頭公司的對抗局面，消費者保護中的公益訴訟制度也將在“被遺忘權”保護領域發揮更大作用，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自古以來，遺忘都是人類的常態。然而這個規律在互聯網時代卻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用戶的信息會被互聯網平臺一直“記憶”著。

　　2014年，在“多學科視野中的‘被遺忘權’研討會”上，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傳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朱巍提出，公民應該享有個人信息的“被遺忘權”。

　　5月23日，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研討會上，朱巍再一次呼吁“被遺忘權”應當納入立法保護，并且通過消費公益訴訟發揮更大作用，成為約束網絡公司進行數據掠奪的有效武器。

　　“被遺忘權”是大數據時代

　　用戶的核心權利

　　早在20多年前，歐盟就在數據保護法律中提出了“被遺忘權”概念：任何公民可以在其個人數據不再需要時提出刪除要求。

　　歐盟委員會從2012年開始建議制定關于“網上被遺忘權利”的法律，提議包括要求搜索引擎修改結果，以符合歐盟保護個人信息的方針。

　　事實上，互聯網用戶的信息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沒有涉及用戶隱私的數據被稱為大數據，用于判斷整個互聯網的發展規律與情況。而另一類則具有可以識別性，涉及具體個人的信息。朱巍認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搜集有個體識別性的網絡信息時，應當尊重用戶自己的意愿，充分保護用戶的“被遺忘權”。

　　“被遺忘權在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的提出，是基于精神性人格權的商事化使用?！敝煳≌J為，被遺忘權是精神性人格權中自由權的一部分。人格自由包括人對自己信息的控制權和處分權，其與自我決定權相結合之后，人格自由不僅是一種基礎性權利，而且可以上升為實體權能的實質性權利。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進一步發展，網絡公司的競爭主要是數據獲利模式。

　　“網絡服務提供者可以通過網絡用戶的網絡行為，利用cookies搜集用戶各方面的信息，進行數據分析，以此來促進和推廣商業行為?！敝煳≌劦?，互聯網用戶的信息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搜集者可以將其運用于分析用戶的行為習慣和具體身份信息，從而進行精準的廣告投放。

　　“數據作為一種資源，本身屬于無體物，用戶很難知曉網絡公司占據了多少除身份信息以外的數據。同時，網絡公司對采集數據的處理大都通過‘云技術’、后臺加密技術等方式進行，網絡用戶因技術的原因和信息不對稱，無法知道自己的網絡行為到底有哪些數據正在被搜集?！?

　　朱巍認為，當網絡用戶不再使用某個手機APP或者網絡平臺的網絡服務后，這些用戶的個人信息應當“被遺忘”，網絡公司不能再繼續暗中搜集用戶的數據。

　　“被遺忘權”

　　進入立法的條件已經成熟

　　2014年，歐盟法院曾以判例的方式確立“被遺忘權”在歐洲司法的實踐，要求提供網絡搜索服務的谷歌公司應按照公民意愿，對一些歷史網頁中使人尷尬的圖片和內容履行刪除義務。

　　此前，一位西班牙公民將谷歌告上法庭，稱谷歌搜索結果將自己的名字鏈接到一篇1988年負面新聞報道，這篇報道顯示當時這位公民因未能支付稅款而被迫拍賣房屋。歐盟法院此次對于公民享有“被互聯網遺忘權利”的表態，意味著人們能夠刪除網絡上留下的數字記錄。換而言之，在歐盟的法律框架下，網絡用戶將可以“抹掉”過去。

　　朱巍認為，在互聯網+經濟如此迅猛發展的今天，已經具備確立“被遺忘權”的成熟的環境，以后也會有越來越多的類似訴訟進入公眾視野。

　　針對我國正在編纂的民法典，朱巍認為應該通過立法，將大數據背景下的用戶數據權作為一種獨立的人格權對待，確定數據權的內涵和外延，借此來衡平技術發展與人格權保護的微妙關系。而人格自由權引申出的“數據權”“被遺忘權”也應該得到立法保護。

　　作為論證專家，朱巍全程參與了國家工商總局正在起草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細則，他提出應當確立基于數據權的“被遺忘權”，對惡意軟件進行規制。

　　“被遺忘權”的確立，必然會導致無過錯的技術中立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更多責任。然而朱巍認為這并不會影響未來互聯網產業的發展。

　　“現在的網絡發展遵循的是叢林法則。通過實踐，未來會確立越來越多的規則，告訴大家哪些權利可用，哪些不能用?！彼J為，現在的網民協議中有很多不利于消費者的規定，比如一些網絡服務的格式條款，只要點了“我同意”三個字，就意味著消費者接受并且承擔責任。

　　朱巍認為，“被遺忘權”的立法，應當要切實保障消費者刪除網絡個人信息的權利，明確消費者維權的有效途徑。網絡服務提供者也應當在消費者知情權的保障上承擔更多責任。

　　“被遺忘權”的確立，還會產生公眾人物的被遺忘權行使和公眾的知情權之間的平衡難題。公眾知情權或者公共利益是針對隱私權的抗辯事由，而被遺忘權是人格自由權的范疇，公眾人物應當同等的享有被遺忘權。

　　“被遺忘權”確立將指導司法實踐

　　5月4日，北京海淀法院審結了我國首例“被遺忘權”案件。

　　原告因自己的前東家名聲不好，而在百度上對自己名字進行搜索，結果顯示出自己與前東家的關系的鏈接，要求百度刪除這些相關鏈接和信息，并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費，這一訴求在一審和二審中均被駁回。

　　海淀法院認為，原告在本案中主張的應“被遺忘”(刪除)信息的利益指向并不能歸入我國現有類型化的人格權保護范疇，只能從一般人格權的角度尋求保護，但是由于原告主張的該利益不具有正當性和受法律保護的必要性，不應成為侵權保護的正當法益，故判決駁回了任某的全部訴訟請求。

　　朱巍認為，在司法審判中應當盡量避免對一般人格權的直接援引，而應當引用具體的人格權。如果“被遺忘權”被立法保護，則在這個案件審理中引用“被遺忘權”更為合適。

　　201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其中規定了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企業事業單位在業務活動中收集、使用公民個人電子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

　　朱巍認為，由于立法機關至今都沒有對這三個原則進行法律解釋，所以司法實踐中很難據此操作。但是，“被遺忘權”作為具體的人格權的確立則可以完全解釋這三個原則?！氨贿z忘權”的確立為公民維護個人網絡信息提供法律基礎，使司法實踐有法可依。

　　如果“被遺忘權”作為一項私權利被確立，在未來會出現公民個人與互聯網巨頭公司的對抗局面，消費者保護中的公益訴訟制度也將在“被遺忘權”保護領域發揮更大作用，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被遺忘權’除了需要立法保護，還需依靠互聯網行業自律，以及法院保護被遺忘權的判例。”朱巍表示，現在有些網絡技術已經可以對公民網絡信息的保存設定時限，到期限自動刪除。

　　隨著技術的發展、行業協會的規范以及立法的不斷完善，“被遺忘權”的保護將開啟網絡維權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