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旭明看來，把辦公室搬到微博上，把文件搬到微博上，把網民當成自己的下級，在網絡上根本行不通，“特別不能說空話和套話，尤其是偉大正確的廢話。”

　　他認為，官方微博的內容如果把文件、材料“讀”出來，是最原始的方式，傳播效果最差。相對比較好的方式是“說話”的方式，像“說新聞”那樣把自己文件、材料想表達的內容“說出來”。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直言：“這就是要求官方微博說人話。”

　　他提出，政務微博應該直面評論，不能刪除或關閉博友的評論，應該大膽、坦率和誠實的交流，說話有“街坊味兒”，同時要從問到行，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2010年微博剛剛興起時，曾經有沿海省份的政府部門開設官方微博，微博的內容基本都是文件的摘抄，結果引來了很多網友的批評，在強行刪除一些網友批評的聲音之后，這個官方微博面對的是更多、更猛烈的抨擊。

　　王旭明說，改變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由“讀話”變成“說話”，再變成“對話”，優秀的政務微博考量的是有沒有這個認識和氣魄。

　　讓法治取代微博管理中的行政干預

　　政府官員成為微博追逐的重點，這成為論壇參與者關注的另一個焦點。

　　近來，典型的例子是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引起廣泛關注。關注的起源來自微博上的一張照片，照片中，楊達才在“8?26”延安特別重大交通事故現場背著手微笑的場景引起廣泛爭議，微博網友稱其為“微笑局長”，隨后網友搜出多張照片直指楊達才有多塊名表涉嫌腐敗。對“微笑局長”的關注迅速升溫成為網絡事件，直到9月21日，陜西省紀委通報撤銷楊達才陜西省第十二屆紀委委員、省安監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并對其進一步調查。

　　汪玉凱發現，伴隨這一事件發展的，是微博網友的“窮追猛打”，沒有出現用行政手段干預的大規模刪帖，讓事件朝著質疑、調查、問責的法治軌道發展。

　　他認為，在微博管理過程中，盡量不要用行政手段來干預，保護公民參與的權利。

　　北京大學起訴鄒恒甫的事件被許多參會學者認為是一個經典案例。

　　8月21日，北京大學前教授鄒恒甫在微博實名認證賬戶中爆料“北大院長奸淫服務員”，之后的11天，北京大學通過微博等媒體發出3份聲明，同時宣布已經向法院遞交起訴書，正式起訴鄒恒甫。

　　“面對質疑，北大沒用行政干預刪帖，而是讓事情走上法治軌道，是值得學習的?！蓖粲駝P認為，“微笑局長”、“北大起訴”兩個案例對政府提高網絡管理能力應該有所啟發。

　　他進一步分析說，微博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既有正面信息的傳播，也存在著大量謠言，對于這些信息，要用法律本身來進行監督，不要在關鍵時候斷網、大量刪帖子。他認為，政府不能以消極態度來對待微博，官員要敢于出馬面對公眾，切實打造透明政府，實現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他表示，個人微博用戶發聲要嚴格自律，轉發前要自我把關，不確定的信息不轉發，時刻提醒自己對發出的信息負法律責任。

　　政務微博不僅要“聽”更要“問”

　　“網絡問政絕不等于網絡聽政?！焙菊f，網絡問政的關鍵在問責。

　　曾經有媒體對97名全國人大代表進行采訪，題目是人大代表為什么要使用網絡。得到的答案有兩點，一是人大代表希望通過網絡收集民情民意，開展調研，二是要利用新媒體手段加強和人民群眾的溝通。

　　胡泳分析說，這是典型的雙向需求，這些需求是必要的，但這還屬于“聽”政的范疇，如果僅限于此，網絡問政最后可能淪為一個T型臺，就是走秀的場所。

　　通過對大量由微博信息引發的熱點事件進行分析，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主任董盟君認為：首先，政府不要輕視輿情民意，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問題是主觀上不愿意對民眾說、時間上不及時對民眾說、內容上不對民眾說真話的現象。

　　第二，政府要建立網絡輿情收集信息和會商機制，加強輿情動態反應，審慎對待網絡輿情。

　　第三，政府要重視信息發布，在網絡質疑聲出現以后24小時之內有回音，必要的時候需要第一責任人出現，不要匆忙做出結論。

　　第四，要暢通信息渠道，負責人要在第一時間溝通，及時掌握方方面面的信息，任何個人對相關信息的瞞報、錯報會給事件帶來不好的影響。

　　第五，政府要跟媒體建立很好的聯系，與媒體形成互動，正確對待和回應媒體的報道。

　　第六，政府要與意見領袖交朋友，不要對抗，要通過尋找最大共同點來解決問題。

　　第七，政府要速報事實，慎報原因，謹慎定性，不要自顧自說，不要挑戰公眾的智商，不要侮辱網民的智慧。

　　第八，政府要坦誠面對公眾，有誤解要主動澄清。

　　胡泳直言，官員通過網絡關注社情民意是天經地義的事，不值得贊揚，值得贊揚的是聽取了公眾意見，主動解決公眾提出的疑問和問題，主動達到公眾的期望，“這才是從聽政到問政的過程?！?/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