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立法對違法發送垃圾信息的機構或個人重罰，每條最高可被罰1萬新元(約5萬人民幣)，這個經驗值得借鑒。

　　新加坡國會10月15日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案，禁止向個人發送市場推廣類短信等垃圾信息，違法發送垃圾信息的機構或個人可能會被重罰100萬新元，約合514萬元人民幣，每條最高1萬新元，也就是人民幣5萬多塊。

　　垃圾短信泛濫引發用戶憤怒的情況已持續多年，但治理卻鮮少見成效。垃圾短信治理在最初階段主要集中在打擊短信詐騙，直到近年，人們才意識到拒絕非應邀短信也是手機持有者的基本權利。而如果要真正確立和保障這項權利，立法是必不可少的步驟。

　　在中國，對垃圾短信的治理一直沒有提到法律層面，至于因濫發垃圾短信而被繩之以法者，則極為罕見。之前曾有北京4青年群發垃圾短信滋擾市民而被提起公訴，但理由卻是因未獲得經營短信群發業務資質而“涉嫌非法經營罪”，那是不是說有資質的垃圾短信經營就合法呢?這正是事實。而短信廣告(服務)經營的合理邏輯則至少應遵循兩個原則：發送短信前應征得用戶同意;用戶有權利拒絕接受廣告短信。

　　拒絕非應邀短信是手機持有者的基本權利。而如果要真正確立和保障這項權利，立法是必不可少的步驟。如德國2003年通過的《聯邦反垃圾郵件法案》規定，任何機構向用戶發送推銷商品和服務的手機短信，都得經過用戶的書面同意，而從21時至次日8時發送的廣告需再次征得用戶同意。即使用戶同意了，商家短信也得注明是“廣告”字樣，否則將有可能會被處以高額罰款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而在我國，垃圾短信治理主要集中在打擊短信詐騙方面，而對更多普通用戶而言，防不勝防的短信騷擾卻并未被視為是一種個人權利的侵犯。近年來，人們才意識到拒絕非應邀短信也是手機持有者的基本權利。而公民這項權利無疑需要盡快立法加以保障。

　　但從立法層面而言，已頒布的《電信條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和《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等法規并未對垃圾短信治理提出明確規范。在實際操作中，運營商一般會選擇投訴數量較高的短信號碼向公安、工商等部門報告，只有上級判定之后，才能將其屏蔽。一條垃圾短信群發帶來的收益可能是百萬、千萬，但代價卻僅僅是號碼被屏蔽，當然難以遏制制造者的投放沖動。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此次針對垃圾短信的立法，實際上是存在于“個人信息保護法案”中，這也顯示出，反垃圾短信與個人信息保護之間的密切關系，實際上，如果違法者沒有掌握巨量的公民個人信息，他們也不可能成功實現垃圾短信營銷，相關產業鏈更無從談起，因此，中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也應盡快出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對垃圾短信的處罰雖然重達100萬新元，但這一數字對中國來說其實并不巨大。因為兩國的手機持有者和電信市場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但是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鑒，要以重罰實現高效治理，當根據實際市場情況，制定自己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