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從實體商店轉向網購模式，越來越多的個人信息與資料，成為快遞物流業一些從業人員眼皮底下的“肉票”，載有個人電話、身份證號及真實姓名的快遞單，成為犯罪分子盯上的新目標，而眾多網上小賣家為拉升信用評級，使用他人信息，制造虛假交易，從而促成了網上個人信息交易灰色產業。

　　快遞業成為個人信息侵害的重災區，是繼電信、銀行、鐵路實名客票等相繼曝出侵害個人信息安全事件后，目前最引人關注的一個區域。今年“3?15”央視曝光的招商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等不法員工兜售客戶信息事件，現在看來，僅是個人信息受到侵害和濫用的冰山一角。

　　這些侵害威脅是如此顯而易見，侵權案例又是如此之多，立法是如此的迫切，然而“案例推動立法”或“輿論推動立法”慣有的立法動力，似乎在個人信息保護這一領域失靈。自2003年國務院信息辦啟動《個人數據保護法》的研究課題，到2005年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專家建議稿)及立法研究報告》，一直以來醞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始終未能破繭而出。

　　所期待的立法未能出臺，并非是立法部門之懈怠使然，就個人信息保護立法而言，這一部一般性法律要無縫對接《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及《侵權責任法》等原則規定，就得先對更基本的法律作出相應的修改和補充，這涉及到冗長的立法周期，其中在隱私權保護的力度及訴訟成本上要先作相當大的修改，這也牽涉到憲法性權利的修改，否則就形成“下位法大于上位法”的法理沖突。另一方面，涉及多個產業的跨部門立法活動，在中國目前的立法模式下，隨著參與部門越多，協調會更難，立法所耗費的時間會越長。

　　因此，我們不妨冷靜擯棄“坐等立法成熟后再來保護”的消極觀，繞開隱私權法理與民事訴訟上的糾結，直接從現有《刑法》上對侵害個人信息罪的規定入手，以“保密義務”為法理起點，以“行業腐敗”為打擊目標，以“行政公權先行”的模式，推動行政處罰末端體系的建立，從而推動個人信息的國家保護力度的提升。

　　按當前中國行政處罰法，制定處罰的權力、決定處罰的依據、實施處罰的程序遵循“法寶原則”，這些幾乎是現成的，并且在單個部門或行業上可率先適用，如美國針對金融征信機構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只要敢于對征信機構和征信公司介入行政監督與處罰權力，各個擊破，個人信息侵害泛濫現象，可以實現“自上而下和從零散到系統之治”，而未來一旦立法時機成熟并推出一般性的私權為中心的個人信息法律，它所構建的“自下而上及從系統到個體之治”，就能使兩種保護體系相互融合，互為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