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讓不少考生頭痛的是，隨著職稱英語考試結束，騷擾電話并沒偃旗息鼓。不同于考前的“賣題目賣答案”，新一波的騷擾電話和短信聲稱提供“改分服務”。“騙子們”能準確說出考生的姓名、身份證號、單位名稱等，這不免讓考生擔驚受怕。不少考生質疑報名所在網站出了紕漏。而記者致電相關部門，得到的答復卻是維護困難、追責不易。

　　關于公民個人網絡信息安全的問題，隨著網絡應用的普及在相應增加，職稱英語考試信息的泄露，近年來更是多次出現。與安全漏洞的不斷暴露相對，相關事件的處置基本上是不了了之，很少出現被侵害者成功維權的案例。這種模糊的責任生態，無異于對“泄露”行為的縱容。

　　頗為微妙的是，類似事件出現后，相關部門的回應往往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的邏輯之中。一方面，在第一時間否定“內鬼”的可能，不約而同將責任指向“黑客”的強大;但同時又聲稱“系統沒有被黑客攻擊過的痕跡。”就此而言，“泄密”看似成為一道“羅生門”。于是，“年年歲歲花相似”的信息泄露事件也就不足為奇。

　　必須承認，網絡信息安全的維護外延較寬泛，在技術和管理上都存在多種掣肘因素，很難確保百分百的安全。但這并不能改變作為信息合法收集方的相關部門，在公民信息維護上的法律義務與責任。也就是說，一旦公民的個人信息可以確定被泄露，信息收集方就負有第一責任。如果這種責任追溯不落實，相關部門技術與管理水平的提升，注定難以跟上網絡信息安全維護的形勢。

　　另一個必須加以重視的方面是，目前網絡信息安全事件中，很多信息的泄露都與合法收集公民個人信息權的相關單位有關。這意味著公民個人網絡信息的泄露，已超出了公民權益的范疇，也牽涉到政府公信的問題。如果對于類似信息安全現象聽之任之，無疑將導致民眾對于政府維護網絡信息安全的公信與能力的質疑。

　　面對多發的安全事件，單純將責任指向“黑客”的強大，注定是一種責任意識的迷失。正如專家所言，“要切斷公民信息泄露的利益鏈，追查源流的同時關鍵在于抓源頭、鏟除‘內鬼’”。當前，在法律層面落實信息收集方的保密責任已經刻不容緩，如此才能得以倒逼相關部門提升信息保護上的責任意識，促進技術和管理上的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