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下旬，6名教育培訓行業的從業人員，被海淀檢察院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公訴至法院。據檢方調查，這起案件涉及200余萬條個人信息，每條信息包含所在學校(北京市的中學或小學)、學生年級、學生及家長的姓名、學生及家長的聯系方式，部分信息還含有家庭住址。

　　6名教育培訓人員組成犯罪團伙，利用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實施詐騙等違法活動，令人震驚。特別是，這起案件涉及北京200余萬條個人信息，內容包括學生及家長的聯系方式、家庭住址等。可以預料，如果該團伙未能被及時搗毀，將會有更多的人深受其害。因此，這起非法獲取公民信息案的發生，再次拷問個人信息安全。

　　在我國，由于《個人信息保護法》遲遲不能付諸實施，而其他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規定又過于繁雜和籠統，且只限于規范侵犯個人信息造成后果的行為，震懾、打擊力度不大，造成個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現象泛濫成災。比如，孩子剛出生，就有人打電話推薦奶粉、尿不濕、百日照、胎毛筆等;購的新房尚未交付，就有人打電話詢問是否需要裝潢;剛買了一輛新車，就有人打電話推銷各類保險;親人故世，尸骨未寒，就有人打電話提供殯葬一條龍服務……這些，都是個人信息外泄造成的。

　　相形之下，一些發達國家在個人信息保護上也比較“發達”。比如，美國保護隱私權的法案早在1974年就已通過生效，隱私權的概念和理論，最初就源于美國。之后，又有《財務隱私權法》、《聯邦電子通信隱私權法》、《家庭教育權利及隱私法》、《計算機對比和隱私權保護法》等不斷補充進來，美國各州還制定了一些保護本州公民隱私的細化法律。

　　因此，在吸取發達國家“發達”經驗的同時，我國應加快建立健全統一的公民信息安全保護法，通過建立個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補償和懲罰機制，設置監督機構等方式，為個人信息上一道“保險栓”。再者，應對公民個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保密等問題制定詳細規定。在信息采集的源頭方面，對采集主體設定門檻，規定必須在事先履行核準和登記程序等。同時，實行群防群治，完善舉報機制，強化懲戒措施，提高違法成本。